《天堂小孩》有一個難以忘懷的畫面，是一個小孩往攝影機鏡頭裡看（等於看著安適坐在觀眾席的我們），他天真無邪的大眼睛好像在問：為什麼我們的家要被一拆再拆？

近年來紀實影片的觸角不斷伸向台灣社會各個角落，讓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無所遁形，讓弱勢族群透過影像發聲。此次首創的「阿美影展」，更是鮮明地展示單一族群在台灣歷史與社會變遷過程中，所碰到的好與壞的遭遇。

其中《天堂小孩》屬於壞的遭遇，本片描述住在三鶯大橋下的三鶯部落如何與台北縣違建拆除大隊周旋。我們發現政府可以不管河床被濫挖、垃圾亂傾倒，卻執意要把這群原住民趕回山上。看到拆除大隊很有效率地把房子毀掉，還不留一釘一瓦，把所有的可用的建材通通運走，剎那間有種幸福的錯覺：如果整個台灣的公權力也能像這樣強有力地施展，那該有多好……。

另一方面，這群阿美族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政府的怪手一走，他們便弄來三夾板等建材，在風雨與廢墟中把家園蓋起來。不到半年，怪手又來了，房子再度被拆，等怪手離開，房子又被蓋好。說來有點像警察－攤販你來我往的關係，只不過房子沒法跑，只有等著被拆。而住在那裡的小孩子在拆建之間，也學會蓋自己的房子──也等著被拆掉。

影片沒有告訴我們後續情況：是就此沒完沒了？還是有一方放棄不玩了？是部落還是政府？我們只有感嘆弱勢族群面對強大公權力的無奈。

看完《天堂小孩》，再看《新樂園》，會令人擔心前者是後者的「預告片」，同樣是一群族人在中壢元智大學後面找到一塊空地，可以寄居也可以開墾，於是就在那裡建立他們的「打鹿岸」部落。沒有人知道公權力什麼時候會找上他們，他們只能苦中作樂，新年時節唱卡拉OK慶賀，人數達到一定比例就選頭目，開始他們的自治制度。

然而《新樂園》帶出更多問題，包括：原住民在家鄉沒工作而被迫出外討生活、外勞搶走原住民的工作、工地老闆不發工資或故意開遠期支票、原住民沒有妥善的醫療照顧、以及政府的農業補助政策未能落實等。這些都是本片作者與該部落族人訪談中，一點一滴透露出來。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位受訪者提到一個女孩驟然去世，就因為父親沒有錢交保證金，而她父親為何沒有錢？就因為雇主不付工資，結果一個小感冒就奪走她的生命。

兩部影片都有歌聲，《天堂小孩》用胡德夫的〈不不歌〉（「不生不死…不真不假…不醉不醒…我是不是在天堂？這裡是不是天堂？」），充滿無限的諷刺與無奈。《新樂園》則是我們熟悉的阿美族歌聲，不過我們還聽到他們對自己未來不確定的嘆息。